我们预计，今年和明年全球增速将稳定保持在3.3%的水平，与疫情前大幅放缓的潜在增速大体一致。通胀正在下行，今明两年将分别下降至4.2%和3.5%，逐步回落至央行的目标水平，为货币政策进一步回归常态创造条件。这将有助于结束近年来包括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事件造成的全球性扰动，它们引发了四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通胀浪潮。
虽然全球增长前景相比去年10月预测基本未发生变化，但各国的分化正在扩大。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国内需求持续保持强劲，美国的经济增速高于此前的预测水平。我们将美国今年的增速预测值上调了0.5个百分点，至2.7%。
相比之下，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仅略有加快，从2024年的0.8%上升至1%。不利因素包括经济活动势头疲弱（尤其是制造业），消费者信心低迷，以及负面的能源价格冲击持续存在。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仍为美国的五倍左右，而在疫情前，其只比美国高出一倍。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值基本保持不变，今明两年分别为4.2%和4.3%。当前巨大的贸易和政策不确定性导致许多国家需求疲软，但随着不确定性的消退，经济活动很可能将回升。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目前预计，中国的增速将在明年达到4.5%，较此前预测高出0.4个百分点。
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分化部分是由周期性因素所导致，比如，美国经济目前高于其潜在水平，而欧洲和中国则低于潜在水平。在当前政策下，这种周期性的分化将消散。但美欧之间的分化更多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如果不加以解决，这种分化将持续存在。这是由于美国在更为有利的营商环境和更深的资本市场加持下，长期维持较高的生产率增速，尤其是（但不限于）在科技部门。这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更强势的美元，美国的生活水平也将更优于其他发达经济。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其潜在经济增速目前更接近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水平。
随着2024年多国选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很高。我们的预测纳入了近期的市场形势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所产生的影响（假设影响是暂时的），但未对当前公众讨论的潜在政策变化做出假设。
在短期内，一系列风险可能进一步扩大上述分化。欧洲经济体增速放缓的幅度可能会超出预期，尤其是在投资者对脆弱国家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加深的情况下。主要风险是：如果经济活动减弱导致利率再次跌近有效下限，那么欧元区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间可能会同时耗尽；而若在此时，财政整顿不足又抬高了风险溢价，则会进一步对财政政策构成限制。在中国，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不足以解决国内经济疲软的问题，该国很可能会陷入债务型通缩引发的经济停滞，其中，价格下跌会导致债务的实际价值上涨，从而进一步削弱经济活动。在中国，被当地投资者视为避险资产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急剧下降，表明投资者的担忧日益加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通胀率和经济增速的下降。
相比之下，虽然目前很难对即将上台的美国新一届政府的诸多政策变化作出定量评估，但在短期内，这些政策很可能会促使该国通胀上升，超出我们的基线预测水平。其提出的一些政策，比如实行财政政策宽松或放松监管，可能会在短期刺激总需求并抬高通胀，因为支出和投资会迅速增加。加高关税或限制移民等政策则将以负面供给冲击的形式发挥作用，导致产出减少并加剧价格压力。
需求激增与供给减少相结合，很可能在美国再次引发价格压力，但对短期内经济产出的影响尚不明确。通胀上升可能会使美联储避免降息，甚至可能迫使其加息，从而导致美元走强并扩大美国的对外逆差。美国货币政策从紧，加上美元走强，可能会使金融环境收紧，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投资者已经预见了这一结果，11月大选以来美元上涨了约4%。
总体而言，这些近期风险可能导致各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在中期内（约五年），美国财政冲击产生的积极影响可能会消退，如果财政脆弱性上升，甚至可能会转变为负面影响。如果能通过放松监管来减少繁琐的行政规定并刺激创新，则可在中期提高潜在增速。不过，这存在一项风险，即过度放松监管也可能削弱金融保障并加剧金融脆弱性，将美国经济置于危险的繁荣-萧条循环之中。若实行限制性贸易政策和更加严格的移民限制，经济产出面临的中期风险可能会更为严峻。
若在近期的通胀飙升后，通胀压力很快又卷土重来，那么通胀预期很可能脱锚，因为人们和企业如今对保护自身的实际收入和盈利能力已更加警惕。与2017年至2021年期间相比，通胀预期目前已更远地偏离了央行的目标水平，这表明通胀上升的风险有所增加。在这种环境下，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更为灵活、积极，防止通胀预期脱锚；宏观金融政策则需要保持警惕，避免金融风险累积。
考虑到美元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导，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上述问题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很可能更加严重。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最应采取的应对政策是根据需要允许本币贬值，同时调整货币政策以实现价格稳定。不过，在通胀动态已明显脱锚或发生金融稳定风险的情况下，实行资本流动管理或外汇干预是有益的，但前提是此类措施不能取代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这与IMF的“综合政策框架”是一致的。
在一些国家，财政政策措施被推迟或不够充分，未能稳定债务动态。它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财政可持续性，避免为时过晚；同时，还要建立足够的缓冲来应对未来可能反复发生的大规模冲击。如果相关举措被进一步拖延，可能会引发令人担忧的恶性循环，即：市场失去信心，导致借贷成本不断上升，而这又会进一步增加所需的调整。巴西金融市场近期遭遇压力，类似于市场对英国2022年9月“迷你预算案”的反应，其凸显出融资环境可能会急剧恶化。
虽然任何大规模的财政整顿都注定会拖累经济活动，但各国应格外注重在整顿过程中尽量维持经济增长，比如，可重点关注减少非定向转移支付或补贴，而非削减政府的投资支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是为了帮助消除导致各国经济增长分化的长期结构性差异，各国应当重新重视高目标的结构性改革，直接提振经济增长。这包括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革来改善资源分配，提高政府收入，吸引更多资本，以及促进创新和竞争。
最后，应进一步努力加强、完善多边机构，从而帮助构建一个更加富裕、更具韧性的可持续全球经济。关税、非关税壁垒或补贴等扭曲竞争的单边政策很少能持久地改善一国的发展前景。这些政策不太可能缓解外部失衡，但却可能对贸易伙伴造成伤害，引发报复，并导致所有国家都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